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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赴美多年美食

时间:2021-01-06 来源网站:哈尔滨汽车网

严歌苓赴美多年,已是好莱坞专业编剧,对于产业链式的剧本产出流程毫不陌生。她也将这一套技巧,得心应手地运用在了小说写作上。

作家严歌苓

由热映的冯小刚影片《芳华》往前回溯,在严歌苓的作品之中,2014年张艺谋根据《陆犯焉识》改编影片《归来》,2011年拍了《金陵十三钗》,再往前,90年代,陈冲执导《天浴》横扫7奖,张艾嘉的《少女小渔》亦创下6项佳绩,这些年来,更有《小姨多鹤》《第九个寡妇》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等电视剧热播——严歌苓是当代国内大制作导演们最青睐的小说编辑之一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其中,无论是文工团儿女红旗下的青春,还是劳改犯家庭的团圆与破碎,是日本女孩多鹤的一生跌宕,还是南京大屠杀背景下的秦淮繁花有专家提出,大时代下的微小生活,主人公们或受环境的牵绊,或被命运所左右。看起来,这些故事引发一波波的缅怀与伤痛,高歌的票房与收视,也证明了它们的大受欢迎。

然而,流行程度并不能与小说价值划等号,煽情与否也并不代表着是否真的动人。在流泪了一次又一次之后,大家不禁反问,且不说朱光潜定下的好小说需具备“诗的气质”的高要求,就拿严歌苓最擅长的苦难时代个人史来说,反映时代,她做到了吗?或者说,在大众所津津乐道的成长、救赎、善良等闪亮的标签之下,她真的借由文字传达出这些名词背后的普世精神了吗?

拼贴式的应景作业

严歌苓赴美多年,已是好莱坞专业编剧,对于产业集体智慧的结晶定会带来思路上的大飞跃。链式的剧本产出流程毫不陌生。她也将这一套技巧,得心应手地运用在了小说写作上。

她的大部分题材,走的路子是最易引发轰动的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经验的拼贴。看看她的履历:1 岁从军,在成都文工团任舞蹈演员,经历了学问大革命、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改革开放等大变革,又赴美读书,她写过自传性极强的短篇集《穗子物语》,《芳华》中故事的叙述者穗子,既是那12个故事的女主角,也是她自我身份的投射。

同样,不同于有些小说家背对读者、独自与文字为伍的创作立场,受过西方创意写作训练的严歌苓非常了解自己的受众是谁、将要感动的是谁。她不讳言自己的写作“适应当代读者心理节奏”,这是她的习惯,且维持多年。

例如《少女小渔》创作于移居美国后的第三年,90年代初,正逢出国潮大兴,一个关于真善美的中国姑娘为了绿卡和贫穷的外国老头结婚的故事,涉及学问之碰撞、想象之破灭、金钱之诱惑,如此应景,立即在海内外引发反响。在《陆犯焉识》中,看似写的是常识分子管不住一张嘴,从殷实旧贵族沦为无期囚犯,但西北劳改生涯的苦难被编辑以大量抒情带过,甚至显得有几分诗情画意起來;相较之下,悲剧的根源并不重要,陆焉识与妻子的感情反而成了核心,这也顺理成章地被张艺谋沿用至了影片中。再看冯小刚的《芳华》,上映前遭遇撤档疑云,看似不可说之处是触及70年代文工团这一敏感群体,但终究还是新瓶装旧水,女孩子间的嫌隙、三角恋的青春、爱而不得的情愫都是老生常谈的素材与人物关系,放之四海皆可成立,至于文工团及集体主义对人的压抑,不过是一个外壳罢了。

影片《芳华》剧照

相反,当失去了历史的庇护和经验的加持,严歌苓的技巧也有失效的时候。像是前作《老师好美》,脱胎自两名高中生爱上中年女教师、一个杀了另一个的社会。或许是为了让高中生更像高中生,她在师生的短信对话中大量使用“520(我爱你)”、“880(抱抱你)”等过气络用语,作为一本2014年的作品,实在让人看得有弄巧成拙的尴尬。虽然她本人曾为创作去高中体验了生活,但她笔下工作多年的女教师丁佳心,仍然如同忸怩作态的怀春少女,分不出爱慕之情,甚至高考前亦动辄与学生约在操场看月亮。迎合的尺度未拿捏好,作品便迈入了撒狗血的泥潭,距离现实太远,老师好美,美在哪里?废书而叹,惟难共鸣。

在谈论作家使命的时候,严歌苓曾指出作家要批判现实,“从文学的传统使命来看,是解答关于人性疑问的工具”,如同探照灯一般,找到其弱点与难以救治的方面。然而她的机巧之处,恰恰是借看似敏感的题材为抒情与立意服务,或者说为结局铺垫,缺乏关于人物、过程的深度挖掘,历史这个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,其实只是一层简单的包装纸,为故事添一圈光环。做了调研也好,读了文献也罢,在有限的想象中,她并未直面苦难,或者说放低架子去亲近人物,以此真正刻画那段过去的岁月;她只是站在当下,赶热点一般,做大家这个时代里一位故事的提供者。

批判现实,严歌苓做到了吗?刘震云曾形容她,“不生活在中国的人,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”,这句话如何解读,恐怕也各有各门道了。

“传奇性”的弱势女性

如果小说有情绪,严歌苓的作品肯定堆叠了大悲与大喜。

她自己说,“真正的女性主义是有大地之母的情怀。”何为大地之母?大概是一种睥睨众生式的视角,把故事中的女性角色抛掷到更坎坷离奇的身世中去,被逼到绝境,她们被伤害、被牺牲,忍辱负重,再被收进道德的高阁,愈无辜愈受难,就愈能突显她们的坚韧、忠贞或仁厚,继而营造出女性之悲壮。

“一般意义的,像流行歌曲一样甜美的我也能给你,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,”作家说。她推崇审丑是有力量的审美,而卑微的身份、荒蛮的外表、愚昧的认知或惨淡的命运,在她看来,都是丑的元素之一。所以,《芳华》的何小萍(小说中叫何小曼)作为集体中唯一“能辨识善良的人”,要在成了英雄被表彰之后崩溃,受一场精神失常的折磨;陆焉识包办婚姻的妻子冯婉喻与他没有爱情,但仍一心守候归来,借失忆的结局反而获得了童真与不吝;在《第九个寡妇》里,女主角王葡萄七岁出嫁,少年丧夫,在饥荒岁月中藏匿起从恶霸地主的死刑中逃过一劫的公公,保全性命于乱世;不知亡国恨的金陵十三钗们换上女学生的衣服,高风亮节慷慨赴死;小姨多鹤所代表的覆没日军后裔,怀了中国人的骨血,却此地与彼岸都成了异乡……

由严歌苓小说《第九个寡妇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

又比如,在评价自己笔下陪同海外劳工丈夫赴美、从事皮肉生意的女性角色扶桑时,严歌苓说:“扶桑是跪着的,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,爱我吧,不要救我。”在她看来,以一生的凄苦凋敝为代价,扶桑得到了至高的赞美。扶桑们的本质是相似的,在逆境中的负隅顽抗,其实是走向了弱势中的更弱势,以此成全她们的伟大。要让读者同情书中这一个个人物,编辑下笔却没有呈现丝毫怜悯,也许,恰恰是少了些一般意义上的甜美、缺了张与弛的结合,其悲剧性也难以推到一个更深刻的程度。

严歌苓著名的写作日常是早晨9点到下午2点,喝喝咖啡,再准备晚餐,美美地迎接丈夫回家,她给女儿做表率,让她不要做个邋里邋遢的人。她说“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”,她最看不惯“美国女权主义动不动烧胸罩的行为”,她对于精致优雅、举止大方的坚持,以及对大地之母们的如何隐忍、怎样逆来顺受并最终获得超脱的安排,在某种程度上说,像是早前沸沸扬扬的“女德班”的一重变体,被华丽的文笔、影片化的语言包装,却依旧故步自封,是将女性视作男人的附庸、通过歌颂受害者来为男权社会唱赞歌的欺骗。

严歌苓曾写过一篇短文《母亲与小鱼》,写的是关于她家里的故事:在杭州写作的父亲托人捎来信,要与母亲离婚,母亲却执意要去探他,提了十公斤煎鱼,到了发现父亲早已离开,她坚持住满七天再回家,因为邻里亲朋都知道她这番探亲的目的,度过了臆想中的七天相聚。又过了许久,父亲已经再婚,她写:“母亲说,真希翼你爸又象当然年一样被罚到乡下,低人九等,就没有女人要他了,只有我才要他,眼里有着无救的天真。”——是的,自欺欺人式的、无救的天真,这样的底色,似乎也贯穿在她一个个人物中,成为了她一生的母题。

一言以蔽之,见证刻画了诸多时代变迁之后,严歌苓的女性意识好像成长有限。面对种种传奇性的情节,她自己的说明是:“故事是否有传奇性不要紧,最关键是文字,要把文字写成艺术。”但是,诚如上文所言,严歌苓与其说是文字的经营者,更像是拍着醒木的说书人,技艺高超,以影片语言和画面切换设计着充满匠心的故事,讲毕满堂彩,听众热泪满襟,至于回味与余韵有多少,则又要另当别论了。

(:王怡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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